广州入选的新型研发机构中，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。其中，黄埔区有9家，南沙和天河各2家，花都、越秀、海珠各1家。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等4家为院校与政府共建，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等10家为企业自建，广东省网络空间创新技术研究院等2家为传统科研院所转型成立。

　　传统科研院所如何与市场经济对接,他们的创新成果如何转化为市场成果,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而新型研发机构的指向性非常明显，既满足了市场的需求，又推动了产业的发展，尤其在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,表现抢眼。

　　新型研发机构的崛起，犹如播撒在“世界工厂”的种子,将引发一场创新风暴。它们将带来怎样的变量?它们与数量庞大的工厂、企业将不断擦出怎样的火花?

“四不像”到底“像”什么?

    研发机构之所以能兴起,肯定有优于传统科研机构的“新东西”。

　　新型研发机构被称为“四不像”：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﹔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像科研院所﹔既是企业不完全像企业﹔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。

　　记者采访多位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发现，相比事业单位，新型研发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，独立核算，自收自支，运营机制更灵活。也就是说，研发机构自负盈亏，也有可能因经营不善倒闭。人员聘任上更加灵活，例如，可以聘请外国人。

　　相比企业,新型研发机构定位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,着眼于孵化高科技企业,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可以说是不以销售产品获得利润为主要目的，而是有“传帮带(孵化)”出更多创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
　　相比传统科研院所，新型机构服务于科技成果产生、产业化、企业孵化的全过程,功能有创新。新型研发机构不再将科研成果束之高阁，留在纸上。而是更多着眼于“市场需要什么，就研发什么”。

　　而相比传统院校, 新型研发机构融入了创新文化,以实践性创新为主业。不再是以教授上课，学生听课为主，而是增加了更多“课外实践”，走出校门，听市场“讲课”。

　　此前，一则新闻引起关注：海归科学家在生物健康研究院研发出世界首例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猪，破解了利用猪iPS细胞制造克隆猪的世界难题。

　　国外专家的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，还有研发机构的全球视野。中科院广州生物院党委副书记侯红明说，以前事业单位难以招来外国专家，甚至不允许外国人担任主要职位，但在新型研发机构中，就能够突破。目前，生物院已经形成一支不错的国际化人才队伍。95.4%的全时研究员曾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作过(外籍人员17位)，外籍人研究员(学术带头人)占4成。“只看技术水平，一碗水端平，这是我们对全球人才的管理规则。”侯红明说。

　　在侯红明看来，“外界说的‘四不像’是表征，本质是研发机构一切向”才“看，业务上不再纯粹承担国家和政府的项目，导向从政府立项转而对接市场需求。”

新型研发机构缘何因“新”而“兴”?

　　当前,许多新型研发机构,正日益打通、整合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,再到产业孵化和市场销售的全创新链、产业链和资金链,从根本上解决了科研与产业“两张皮”的问题。

　 “科学家原始创新理念有时候距离产品太远，市场不认可，那么创新的意义就无法体现。”巨轮智能研究院行政总监洪润龙介绍，巨轮研究院一直根据客户的需求做研发，帮其定制一些自动化的单元，线、机器人的单体，进行有意向的销售，从而实现盈利。“创新要从传统意义上的发文章、埋头调研、自由探索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与产业的结合，也是新型研发机构的兴起的源动力。”

　　得益于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及社会资本的踊跃，从去年以来，“四不像”在广州的发展实现了“加速度”，一批新型研发机构集中涌现，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集聚广州，与广州及其经济地的产业、企业发生化学反应，为创新驱动提供源源的动能。

　　去年底落户广州的清华珠三角研究院，在半年多时间里已成立8个研发中心。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、东北大学王国栋院士、斯坦福大学等全球名校的科学家团队。

　 “我们采取'1 1'的研发模式，为每一个研发中心搭配一个相应的企业，共同来进行产业化研究，让创新更贴近市场。”清华珠三角研究院技术创新部部长李启荣表示。

　　今年，由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(以下简称中科院广州生物院)胡文辉课题组与华南新药创制中心共同开发的抗阿尔茨海默症1.1类新药—GIBH130及其片剂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CFDA)颁发的“药物临床试验批件”。并以4500万元转让给广州吉美博抗体药业有限公司。研究院在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方面，累计转化合同金额超过数亿元。

　　“新型研发机构在广州能够诞生并迅速发展，说到底，与广州及背靠珠三角的产业形态以及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。”李启荣说，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竞争力，是通过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赚到钱，如果广州的产业形态不是应用型的，或者说市场化程度不够，新型研发机构将很难有作为的空间。PP实验台